薛余坐上了开往家乡的列车。
列车上，卧铺车厢内一位92岁的老方丈戴着白手套帮女青年把脉。
列车车箱里，一位列车员高举一块印有“放像车厢”几个字的牌子走过，放像车厢即电视车厢。电视机还没普及，为增加铁路收入而专设放像车厢。
这一年是中国铁路客运史上特别值得记忆的一年。
从今年的春运开始，铁路取消“以棚代客”的做法，也就是说中国铁路从此结束了用“闷罐子车”运载旅客的历史。
“以棚代客”在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解放前，将用于装货物、牲畜的棚车用来运送旅客，棚车上无厕所、无水、无窗户。
薛余在路过餐车的时候，发现一个年轻人在餐车里，用磁卡打电话。
磁卡一般人还真不认得，偏偏薛余在哥哥的信中，知道了电话磁卡的事情。
磁卡电话是中国原邮电部在90年代初期，从日本引进的一种公用通信手段，曾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国打电话难的问题。
随着通信设备的发展，不久，它便被手机取代了。
路过几个卧铺车厢的过道里，都站满了做运动锻炼身体的人们。
回到座位上，听到身边一位年轻人和一位老年人闲聊。
听他们的口音，都是家乡人。
“我内时候，夏宫里面有人工浪，我就当时就能游一口气！闷着头能游多远全凭肺活量！
我闷着头就游！在大池子里！结果到头了一看在最深处！差点没淹死我！幸亏一个好心人！把我救了！是个男的！大概30岁左右吧！长啥样也忘了！没有内个好心人，也许我就挂了！”
后来他说的话，薛余听出来了，这是位通讯员。
他讲了一件事情，引起了薛余的注意：
有一次，我到一家油田拍照，回来路过一个小车站，那是京沈线上的一个小站。
我在那儿等火车，旁边坐了一个老工人。
我俩便坐在道边地上唠嗑，我问：
“师傅你干什么的？”他说：
“我就是这儿的铁路工人。”
接下来他问我：
“你要出门？”我说：
“出去采访。师傅，你家住哪儿啊？”他说：
“你看，铁道旁边那些平房就是我家。”我说：
“你家离铁路太近了，你也睡不好觉啊。”
他笑着说：
“这些年都习惯啦！”我说：
“那你现在情况怎么样？”他说：
“现在不是特别好，单位解体了，我们都下岗了。当年可不得了！我晚上睡觉，火车是从山海关往东北开，还是从东北往山海关内开，我都能听出来的！从山海关往东北来的，声音‘哗啦哗啦’的一听就是空车。从咱东北往出开的车都是‘轰隆轰隆’的，那动静一听就知道不是拉着煤就是拉着木材，再就是钢铁，往全国各地运。”
老师傅说起这些，开始情绪不太好，当讲到东北为了国家做贡献时，说东北又产木头又产煤又产钢铁的，就兴奋起来了。
老师傅的话，真感动了我，他朴素的情感和话语我能记一辈子。
薛余听他跟旁边的人讲了很久，很入迷。
那位老人说：
“我们那地方在矸子山上捡煤的妇女，带着饭，捡一吨煤才30块钱，一个人干两天两夜也捡不到一吨煤。那么艰苦的环境，煤灰粉对她们伤害多大，但她们乐观、明事理。就觉得只要有活干，就高兴......”
那位通讯员说：
”我很尊敬这些劳动的人，我要是能拍电影，就是想让这样的人成为画面的主角，我没法儿忘记他们。建国初期国家多困难哪，东北老工业为共和国做的贡献太大了。东北真是对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起到了重要作用。有一句话不是说的好嘛：人民不能忘记，共和国不能忘记。”
那位老人说：
“从我父亲那一辈人说起。黑吉辽就有咱中国最好的工业底子，蒋介石为了让苏联把东北从嘴里吐出来，把外蒙古都给割掉了。国民党在解放战争时，把最好的美械部队，最厉害的将领派往东北，就是为了抢这块地盘，如果东北不稀罕，谁会这么拼命？建国那阵，一半的钢铁都产在东北......”
年轻人感慨道：
”是呀，那代人，他们把最好的岁月、最旺盛的精力都献给了东北老工业，献给了共和国。有的为了国家转型而下岗，年纪大的有困难，也没有更多的抱怨，挺感人的。曾经有一种说法，把全中国比喻成一个大家庭，而东北，被称为这个家庭中的长子，而中国的其他地区，就是东北的弟弟妹妹，所以常有人说“东北是共和国的长子”。
“中国搞工业化、建设现代军队，离不开钢铁。五几年的时候，东北工业新增项目最多，一五计划156个项目，57个放在东北，东北是国家建设的重中之重。在哈尔滨、齐齐哈尔，建起了重工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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