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《史记·高祖功臣侯者年表》及《吕太后本纪》中，司马迁对吕太后之兄吕泽的定语是“发兵佐高祖定天下”。但仅有此定语，而无实际战功，则不足以服众。是否因为吕泽是吕太后之兄而享有了其不应该享有的名望呢，抑或另有隐情，其实际战功被人为地淡化了？细考《高祖功臣侯者年表》，吕氏战功受到人为淡化的可能性更大一些。据《高祖功臣侯者年表》，吕泽于汉定天下后受封为令武侯，说明他在武功一道上建树可观。而在《史记》的主要篇章中，吕泽的这一称号并没得到有力的材料支持。幸亏司马迁作《高祖功臣侯者年表》（以下简称《功臣表》）时，录用大量朝廷档案，从而为吕氏的功劳，保留了一些蛛丝马迹。现在根据这些有限的史料，让我们来看一看，吕氏、主要是吕泽，在秦楚之际究竟做了哪些事情。
一、吕氏武装的存在理由及其组成
吕氏武装应该在反秦作战时期就已存在，而有关吕氏主要是吕泽在反秦战事中的作用，却史无明文。依《功臣表》的说法，吕泽也仅是以刘邦客的身份参与反秦事业的。此界定显然与其佐高祖定天下的评语不符，更不支持其作为一支独立武装的事实。但《功臣表》记东武侯郭蒙有“属悼武王，破秦军杠里、杨熊军曲遇”一事，表明吕泽是带兵将领。在《功臣表》的“某属某”句式中，后一某字，代表了一支独立部队。如乐成侯丁礼属灌婴，台侯戴野属将军（刘）贾，赤泉侯杨喜属淮阴(韩信)，等等均是，而该句式后面提到的三人，均在一个时期作为一支独立部队作战。依此例，有人属吕泽，亦表明吕泽武装的独立性。郭蒙是在反秦战事中唯一被明确标识为吕泽部下的人，在楚汉战争中被直接标识为吕泽部下的人就多了，如丁复、蛊逢（《汉书》作虫达）、朱轸、冯无择、周信、吕婴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博成侯冯无择是悼武王郎中，成陶侯周信为吕氏舍人，这两个职衔在刘邦功臣中为数不少，充分说明了吕氏亦自有一套完整的官职体系。至于丁复为大司马一职，与刘邦体系迥异，倒是项羽部有大司马曹咎、大司马周殷，此事表明，较之刘邦集团，吕氏所部的官职更接近楚制。上面提到的这些人，并不能穷尽吕氏武装组成人员的全部，因为所有没有标明属性的功臣，都被理所当然地认为属于刘邦。但只要考虑到吕氏是一支独立部队，那些原本被认为属于刘邦的功臣及功劳，或有相当一部分要考虑其是否属于吕泽了。
刘邦的主要战将的击秦记录，现有记载不外乎曹参、周勃、樊哙、郦商、夏侯婴、灌婴，而傅宽、靳歙的事迹主要在楚汉战争时期。根据《高祖本纪》及《曹相国世家》、《绛侯周勃世家》、《樊郦滕灌列传》，刘邦起兵之初的作战轨迹大致可以确定。但《功臣表》中一些人的早年事迹，则与上述内容不符。据《高祖本纪》，刘邦于秦二世元年九月起兵，此月为当年的最后一月，刘邦的作战似只有战胡陵、方与（《汉书》将此事放在二年，与《秦楚之际月表》同），余均不可见，亦不可能。那么，在此年参加刘邦部、又非起事于丰、沛、砀者，均应考虑其加入的是刘部的支属吕泽部。具体来说，这些人有陈豨（前元年从起宛朐）、阿陵侯郭亭（《汉书》作河陵侯，前元年从起单父）、菌侯张平（同前）、厌次侯元顷（前元年从起留）。只是在秦二世二年，刘邦才于上述地点作战。倒是吕氏的作战范围到过单父，其证据为《惠景间侯者年表》有成陶侯周信，其“以卒从高祖起单父，为吕氏舍人”。这里，单父与吕氏得到了有机的联系。如果说上述记载是可信的话，只能认定以上人等所加入的是吕泽部队。
另外，信武侯靳歙亦为从起宛朐者，估计当时是陈豨部下（理由详后）。成侯董渫功比厌次侯，亦可能属吕泽。阳陵侯傅宽从起地横阳，亦非刘邦作战轨迹，只是其从属时间不详。汾阳侯靳强“以郎中骑将前二年（即秦二世二年）从起阳夏”。而与阳夏地望相近处为雍丘，估计刘邦与项羽战秦将李由于雍丘时，吕泽所部或在阳夏作战。（《汉书》之功臣表，以靳强为前三年起栎阳，显然是误记。因为栎阳在咸阳以东，刘邦于汉元年至霸上，前三年不得至此。）在前二年加入刘邦武装的功臣还有谷陵侯冯溪，起事地点为柘。《惠景间侯者年表》之梧侯阳成延从起郏，时间不详。前述四地在刘邦及其主要战将的作战轨迹上均无所见，则可认为其以加入吕泽所部而间接加入到刘邦的阵营。
功臣官职或出身中还有“二队将”、“越户将”、“越队将”、“慎将”诸职衔的人等若干，笔者以为他们可能大部或全部与吕泽有联系。因为除了二队将外，还有上队将之称，祝阿侯高邑即是以上队将入汉。是否可以把吕氏所属部队看作为刘邦的二队，此问题向来无解，但也应该考虑存在这种可能性。因在司马迁的叙述中，似未将吕氏铁定为刘邦的部下。所谓“客”也好，“发兵佐高祖定天下”也好，均表明了吕氏拥有某种自由度。不知此自由度是吕太后掌权后刻意美化自己家族，还是事实原来如此。今不妨把各种可能性都考虑在内。这种身份的人有河阳侯陈涓、东茅侯刘钊、曲成侯蛊逢、柳丘侯戎赐二队将，海阳侯摇毋余越队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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