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汉第二任皇帝刘盈向来被认为是软弱颓废的，在政治上没有发挥明显的作用。现代学者所编写的通史与秦汉史一般都忽略他，有关他的专论也不多见。本文将论证他具有成为“守成之主”的良好条件，在刘、吕两大统治家族的斗争中也发挥了难以抹煞的作用。这个看法依据下列七个问题的考证与诠释：一、惠帝是否软弱？二、高帝是否“常欲废太子”？三、惠帝是否“日饮为淫乐，不听政”？四、惠帝何时立太子？五、张皇后为何无子？六、惠帝是否坚守其父所定的立国盟约？七、高帝是否顾命于吕后？在进行考释前，有必要先讨论史籍原典的记载与司马迁所运用的特殊笔法。因为，他的笔法是造成后人对这段历史认识不清的主因。
一、史籍原典与司马迁的特殊笔法
现存有关惠帝的记述，《史记》是最早的、也应当是最重要的。然而，惠帝的政治角色之所以被忽视，除了他在位时间不长外，也与《史记》的记述方式有关。首先，《史记》没有将他单独列为本纪而将他附记于《吕太后本纪》中；其中与他有关的事只有三件。这个体裁呈现出他是吕后附庸的形象。其次，该卷卷首指他“为人仁弱”。在观人彘后“迺大哭，因病，岁余不能起……以此日饮为淫乐，不听政，故有病也”，也很容易让人以为他是软弱和颓废的。
《汉书》在编纂体裁上做了大幅改变，将《惠帝纪》独立成卷而与《高后纪》并列。这个改变理应引人注意他的独立地位，然而效果却相反。首先，此纪相当简略，且所记之事没有因果关系，有如一本流水账。其次，《汉书》还将《史记》所载有关惠帝三事从《惠帝纪》与《吕后纪》中移除（注：前两事移至卷九七上《外戚传》，后一事移至卷三八《高五王传》。），更加模糊了他与吕后的互动关系。最后，《汉书》对他的赞词虽是正面的，但“遭吕太后亏损至德，悲夫”的结语也给人一个负面的印象（注：颜师古对这句话的注解即是：“谓杀赵王、戮戚夫人，因以忧疾，不听政而崩。”见《汉书补注·惠帝纪》卷二。）。总之，《汉书》的体裁对扭转惠帝软弱颓废的形象没有助益。
除了前述记载惠帝的“主文”外，散见于这两书其他卷中的“副文”也不少。这些副文是比较值得注意的。李长之指出：“要知道司马迁是拿整个的《史记》与人相见的，并非单篇分开给我们，因此他对于每一问题的看法，我们不能单就篇名的外形去找。”（注：李长之：《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》，台北开明书店1968年版，第255页。）这就是说，要了解惠帝，应当对所有相关记述加以归纳并进行系统性的考证与诠释，不能仅就《史记·吕太后本纪》与《汉书·惠帝纪》而论。
在史籍原典的解读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是，司马迁在叙述敏感而有意隐讳的史事时会运用三种特殊笔法。一、“缺漏之笔”，即故意漏载某些史事。二、“对比反衬”，即对具有矛盾关系的某甲与某乙，只记载某甲的作为而不提某乙；然而，某乙的作为由某甲的记述逆向推论即可得知。三、“错乱之笔”，即故意误载或虚构史事以呈现“明文”与“隐文”的双文效果。明文所载是假的，经由考证所解读出的隐文才是真正的史实。这是以谜语写史书的一种形式，因为所有的错乱之笔作者自己都提供了明显的“错乱提示”，即藉故意制造的错乱以提醒读者仔细分析其隐诲的意涵。错乱提示有“重述错乱”、“文法(风)错乱”、“时序错乱”及“场景错乱”等多种形式。关于这个奇特笔法，本文结尾将有综论。
二、惠帝“为人仁‘弱’”？
《吕太后本纪》（注：《史记》是本文所依据的最主要史料。因此，往后凡征引自《史记》者，仅标出卷数与卷名而省略书名，以节省篇幅。此外，引自卷九《吕太后本纪》之处甚多，故只标出卷数。）卷首即指惠帝“为人仁弱”；然而，该卷所载他保护赵王如意、谴责母后及坚持以长兄之礼对待齐王刘肥等事却一致表明，他的确是仁慈的，但决不软弱。
保护如意之事发生在惠帝继承皇位后半年左右。（注：惠帝于高帝十二年五月即位。如意于惠帝元年十二月被杀。他被杀前已到未央宫一个多月(事见卷九六《张丞相列传》)。汉初以十月为岁首，如无闰月，则惠帝“自迎赵王霸上”时，距他即位只有六个月左右。）这就是说，他在即位之初就坚决保卫父皇的爱子，不畏与母后发生冲突，并在冲突之初有效地保护了如意。这说明他具有独立的意志和行使其意志的能力。不仅如此，如依《西京杂记》的记载，他对吕后杀害如意的作为还进行了反击，刚烈不屈的个性更加鲜明。（注：《西京杂记》卷一载“惠帝尝与赵王同寝处，吕后欲杀之而未得。后，帝早猎，王不能夙兴。吕后命力士于被中缢杀之。及死，吕后不之信，以绿囊盛之，载以小軿车入见，乃厚赐力士。力士是东郭门外官奴，帝后知，腰斩之，后不知也。”）这个记载不但具体详细，而且比较合理可信。梁玉绳中肯地指出：“惠帝护赵王甚挚，宁有不究其死者？”（注：《史记志疑》卷七“使人持酖饮之”下案。）
换句话说，《史记》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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