记载，即“孝惠元年十二月……赵王已死”，不可尽信。这段记述有两处明显的错乱。一、“犁明”的“犁”字错误，应作“黎”。卷八《高祖本纪》载“于是沛公乃夜引兵从他道还，更旗帜，黎明围宛城三”可证。二、“晨出……犁明……还”时序错乱。前引文表明“黎明”在“夜”后，指天将明时，应在天已亮的“晨”之前。（注：班固将“犁明，孝惠还”改为“迟，帝还”亦可证明《史记》之误，见《汉书·外戚传上》。王念孙也指出：“帝晨出射，则天将明矣。及既射而还，则在日出之后，不得言‘犁明孝惠还’也。”见王叔岷《史记斠证》第二册“犁明孝惠还”下引，史语所专刊1982年版，第359页。）这两处错乱应在提示这是错乱之笔，意在隐讳惠帝忤逆其母之事；以白话文来说，就是淡化处理了惠帝的不孝。
如意死后吕后将其母的身体加以摧残并置于“猪圈”(“厕”)（注：关于“使居厕中”的“厕”字，应解为“豚笠豕圈”。钱钟书指出：“《考证》引《汉书·外戚传上》“居鞠域中”，师古注：‘谓窟室也。’按此班书失检，‘人彘’之名，遂不可解矣。”“戚夫人居厕中，故命曰‘彘’曰‘豕’耳。豕既食秽而字音又同‘矢’，古人因以为谑。”详见《管锥编》“史记会注考证·第7则吕太后本纪”。卷九另有一“厕”字，即“逐产，杀之郎中府吏厕中”；此“厕”应指厕所。）中与群猪为伍，叫惠帝去观看。吕后为何做出如此令人匪夷所思的事呢？传统说法有二。首先，徐孚远曰：“太后召惠帝观人彘，示之以意欲专政也。惠帝力不能制，故因病不听政。”（注：[明]凌稚隆辑校，〔日〕有井范平补标：《史记评林补标》卷九引，台北兰台书局1968年版。）笔者认为此说难以成立。因为，如下所将论，高帝临终前欲废吕后幸赖功臣列侯力争才能保全，此时惠帝初即位功臣列侯的势力仍然相当强大，吕后应不至于已有专政的意图；而且，惠帝在观人彘后并未因病不听政。其次，芮和蒸指吕后“对戚夫人怀妒生恨心理失常(而)惨加伤害”（注：芮和蒸：《论吕后专政与诸吕事件》，《政治大学学报》第20期，1969年。）的说法也值得商榷。因为，这时戚夫人对她已无威胁，不应因嫉恨而致心理失常；而且，假如因此而做出此事，依据常情常理，不太可能叫16岁的亲生子去看。
笔者认为，吕后此举应当是她与惠帝的冲突急遽升高的结果，目的在教训惠帝。依照时间序列来看，高帝去世后吕后只是将戚夫人关在永巷，尚无杀害她之意。吕后是在听到她欲仰赖其子的悲歌后才采取杀害如意的行动。（注：事见《汉书》卷九七上《外戚传上》。）她召如意至长安的举动受到了赵相周昌的三次挫折，因而“大怒”先召周昌，并查明他确实到长安后才派人召如意。好不容易召来了如意，不料却被明“知太后怒”的亲生子在长安城外拦截并亲自日夜保护，让吕后一个多月找不到机会下手。此事岂能不让她“震怒”。好不容易杀了如意，如前所述，惠帝很可能采取反击行动或对其母出言不逊；并且，如下所将述，此时他还与其母为了封侯之事而发生激烈冲突。因此，“狂怒”的吕后乃将戚夫人加以摧残，半年后“迺召孝惠帝观人彘”。观人彘的时间在惠帝元年“夏”后，即如意被杀后大约半年；这段时间正足以让戚夫人被残身后恢复肢体能力而被塑造成人彘。因此，发生此事的主因应当是吕后对惠帝的狂怒而不是对戚夫人的嫉恨；吕后只是将她视为“人屎”、将它废物利用以教训逆子。
然而，惠帝对其母的残忍也进行了反击。卷九载，他在事后“使人请太后曰：‘此非人所为’”。这等于指责亲生母“不是人！而是……”。孝是汉的立国之德，他甘犯不孝的大罪表明他的个性极为刚烈。此处司马迁特别运用“请”字以隐讳他的不孝。此字传统上只有“告知”之意而无谴责之意。（注：王叔岷案：“《尔雅·释诂》：‘请，告也。’《太平御览》卷四九二引‘请’作‘谓’，《汉纪》同。谓亦告也，《礼记·表记》：‘瑕不谓矣。’郑注：‘谓犹告也。’”见《史记斠证》第二册，第360页。）然而，惠帝谴责的强度远甚于下文所将论述的“惠帝‘让’(曹)参”与“王陵‘让’陈平”等事，因此“请”实应作“让”。
同样地，惠帝对其母欲毒死齐王也进行了反击；同样地，司马迁对此事也做了淡化处理。依据卷九的记载，惠帝不知所持的是毒酒，只是坚持以“家人之礼”对待齐王，忤逆其母的意涵并不明显。然而，依据刘向的记载，惠帝刚烈的个性极为鲜明；他知道吕后欲毒死齐王后坚持要替齐王饮下毒酒，意欲死谏，吕后因而作罢。（注：《新序·善谋下》。刘向是皇族人，楚元王的四世孙，生年大约晚于司马迁四五十年。）刘向的记载较为合理可信（注：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载刘向是最早读过《史记》的人之一，他并认为司马迁“有良史之材，服其善序事理，辨而不华，质而不俚，其文直，其事核，不虚美，不隐恶，故谓之实录”。因此，他不采用《史记》的记述，显然是认为那并非“实录”。）；卷九的记述有许多错乱，应是司马迁的错乱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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