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。梁玉绳指出两个错误。其一，齐内史的说词“太后独有‘孝惠’”称谓错误，当时惠帝健在不应称其谥号。其二，“鲁元公主”是齐王的同父异母妹，尊她为“太后”是以妹为母，显然违背伦常。（注：梁玉绳：《史记志疑》卷七“太后独有孝惠与鲁元公主”与“尊公主为王太后”下案。）吕思勉也指出三个不合理处：“孝惠即尊齐王，齐王是时是否敢居上座，已有可疑。太后欲酖齐王，何时不可，岂必行之燕饮之间？酖酒岂不可独酌一卮，而必并酌两卮，致待自起泛之乎？”（注：吕思勉：《秦汉史》，香港太平书局1962年版，第66页。）此外，这段记述还有不少疑点：吕后既已怒而欲毒死齐王，不料毒杀之计竟然受挫，岂能不当场大怒？毒杀之计既已当场被揭穿，齐王既已“怪之，因不敢饮”，何需再“问”乃“知”？毒酒既出于狠毒的吕后，问谁呢？他既“不敢饮”即未饮，岂能“详醉”而欺骗精明的吕后？“燕饮太后前”的地点应在吕后所居之长乐宫，她恼羞狂怒之际齐王岂能安然离开？齐王献城后吕后如宴请他，岂有在“齐邸”之理？他才经历毒酒之事必然心有余悸而“不敢饮”，岂有“乐饮”之理？
简言之，这些错乱应是司马迁的错乱提示。此外，他也以重复记述的方式提示这段记述是不可尽信的。在卷五二《齐悼惠王世家》有关此事的记载中，前述错乱都不见了！由此可知，卷九所载“燕饮太后前……尊公主为王太后……迺置酒齐邸，乐饮”等事应属子虚乌有。他虚构这些事的可能用意有二：一、回避惠帝意欲死谏之事以隐讳他的不孝；二、以齐王尊妹为母之事凸显吕后强立惠帝甥女为皇后的乱伦作为。
除了前述三事，卷九七《郦生陆贾列传》所载惠帝欲处死其母情夫审食其之事，更强烈地表现出他与其母斗争的坚决意志。此举将母亲的隐私与罪恶张扬于天下，岂是软弱之人所能为？此外，他在朝廷责备老臣曹参的口气，即“与窋胡治乎？乃者我使谏君也”（注：卷五四《曹相国世家》。），也表明他是刚直、有霸气、有乃父之风的。
然而，惠帝并非刚愎自用之人。他接受劝谏而释放了审食其。他曾为了孝顺母亲与避免扰民而修筑复道，但在太傅叔孙通的劝谏后立即改正。（注：事见卷九九《刘敬叔孙通列传》。）此外，如下所将述，他也在相国曹参的劝谏后改采无为而治的治国方式。
简言之，惠帝是刚强的。“孝惠为人仁弱，高祖以为不类我，常欲废太子，立戚姬子如意，如意类我”的记述是司马迁的错乱之笔，意在隐讳他与其母斗争的不孝，隐讳下文所将述的高帝“常欲废吕后”之事。这段记述有三个错乱提示。一、“高祖以为不类我”文法错误，叙述语句不应称“我”而应称“己”。二、“如意类我”之前应加“曰”字成为自述语句才能通顺。（注：《汉书·外戚传上》将这段话改写为“太子为人仁弱，高祖以为不类己，常欲废之而立如意，如意类我”，亦未尽通畅。）三、性格的记载颠倒错误：惠帝坚决保护如意而如意竟因不能早起而被杀，说明个性软弱不像高帝的人是如意而非惠帝。
三、高帝“常欲废太子”？
惠帝的性格既像高帝，那么高帝常常想要废掉他就应当不是由于他的缘故，而应另有原因。本节将论证真正原因应是高帝晚年“常欲废吕后”。依据当时“子以母贵，母以子贵”的母子共存共荣礼法，皇后被废太子当然也要被废。（注：景帝时，礼官大行引此语建请立太子之母为皇后。《汉书补注·外戚传上》补注引周寿昌曰：“本《春秋公羊传》。时，朝廷用《公羊》决事，故大行引之。”）《史记》从未直言此事，但有许多记述间接指出此事。
首先，卷九卷首即指高帝晚年最爱戚姬不爱吕后，因而欲废刘盈，改立如意为皇位继承人。这个说法卷四九《外戚世家》重述了一次。此外，卷五五《留侯世家》引张良之言“上……以爱yu易太子……虽臣等百人何益……此难以口舌争也”与“四皓”之言“臣闻‘母爱者子抱’，今戚夫人日夜侍御，赵王如意常抱居前”也都指出同一事实。在这个记述中，“骨肉之间”是错乱之笔，应作“夫妇之间”；因为群臣难以插手的是夫妻之事而不是皇位继承的国家大事，叔孙通在朝廷欲死谏之事可证。此外，“上曰：‘终不使不肖子居爱子之上’”的记述与“母爱者子抱”相抵牾；因为高帝所爱者是“母”而非“子”，而且如前所述惠帝像他，并非“不肖子”。
第二，司马迁也以错乱之笔在卷五五《留侯世家》记载高帝所要废的是吕后。高帝与戚夫人楚歌、楚舞那段记述有许多错乱：一、四人已离去，高帝还“目送之”，此后如何再“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”？二、“‘指示’四人‘者’曰”，语句不通。三、指四人而曰“欲易之”，究竟欲易谁？受词指涉含混错乱。四、假定欲易者为太子，为何说“吕后真而主？”（注：梁玉绳也指出：“此语可疑。高帝岂预知有吕氏称制之事乎？”见《史记志疑》卷二六。）五、太子既需被“调护”，岂能说他“羽翼已成”？六、高帝是楚人，好楚歌（注：《汉书·礼乐志》载：“高祖乐楚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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